中国电影正处在黄金发展期

06-11
作者 :
巫垴

遇见艾德礼时,我并不知道他就是《亚洲电影资讯》的首席影评人。在一个熙熙攘攘的酒会上,穿着朴素的他正躲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喝着橙汁。有意无意中搭话,谈起今年参加电影节的华语片,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关注亚洲电影四十余年的艾德礼中文好得惊人,连复杂深奥的电影术语都说得很溜。即便是这样,他还是谦虚地称自己为“三脚猫”,“没有系统上过中文课,都是看电影和工作的时候顺便学的”。作为上海、东京和釜山的常客,他早已将推广亚洲电影视作自己最重要的工作。“我相当看好华语片,它的发展很迅猛,成绩也很喜人”,艾德礼对于中国电影出奇的乐观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当我问及他能否在电影节抽出时间,更深入地谈谈自己的看法,这位日程繁忙却始终精力旺盛的资深影评人一口答应了。

关于影评人工作:“我只看亚洲电影”

《21世纪》:今年参加柏林的三部华语片你最喜欢哪部?能否给我们简单地分别评价一下。

艾德礼:我最喜欢《推拿》,这是一部野心很大的作品,当然它和娄烨的其他片子一样,是一部很“难看”的电影,需要观众沉浸进去,才能感受到它的好。但是娄烨在这方面做得不错,他没有把故事集中在某一个主人公身上,而是创造了一幅盲人按摩师的群像。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项工作,娄烨知道怎么创造自己的世界。

《白日焰火》也不错,艺术感更强,一改刁亦男前作《夜车》的做作风格,有让我眼前一亮的感觉。这部电影的剧本相对较弱,没有很好地表达演员的个性,但摄影把气氛掌控得很好,弥补了这一缺点。这两部电影最终在柏林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,特别是《白日焰火》还成功收获双熊,实在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情。《无人区》是黑色电影,很讨好西方观众。但是它经过了四年的审查,蛰伏得太久,此间观众的胃口被吊得很高,高到电影一下子不能满足所有的期待。如果放到四年前,它可能会收到更好的口碑。电影的前半段铺垫刻画得很棒,但是后半段太过倚重巧合,不太能让人信服,更别说最后画蛇添足的结尾了。

《21世纪》:你今年在柏林遇见桂纶镁了吗?你们2011年时一起担任了上海国际电影节“亚洲新人奖”的评委工作,应该算是老朋友了。

艾德礼:是的,我碰见她了。她很好奇问我《白日焰火》的看法,我告诉她,我挺喜欢她在电影中的表演,但是对白太少了,如果再加以琢磨,她的个性可以更显出来一点。总体来说,她是一个很聪明很冷静的演员,知道自己要什么,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发展方向选择接拍个性浓郁的电影。

《21世纪》:你在电影节上需要看很多片吗?你主要的工作集中在哪方面?

艾德礼:我三十多年前就开始参加电影节,慢慢地集中调整了自己的兴趣和重点。现在我的关注对象是亚洲电影,所以像比如在柏林,我只看亚洲电影,基本上是中、日、韩的新片,有时还有越南、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作品。我和大部分记者朋友一样,通过观看媒体放映了解今年参展和参赛的影片,不过同样关注电影市场的放映。电影市场的选择往往更多元,层次也更丰富。今年我在柏林一共看了40多部片子,然后选择比较有想法的撰写影评。

关于柏林电影节:“它正在失去自己的野性”

《21世纪》:能谈谈你对柏林电影节的印象吗?

艾德礼:柏林电影节没有其他的问题,组织、设备等硬件很好,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中都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。它唯一的问题就是选片。柏林电影节设立当初是一个非常疯狂的电影盛宴,它秉持政治自由态度,注重艺术的多元性。它最初设立“金/银熊奖”也是希望这个电影节可以像熊一样凶猛。然而我认为这个原本丰富的电影节正在越来越趋向保守,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电影节本身没有血液的更新换代。电影节需要新生的力量,但现实却是,柏林的选片人们为这个电影节工作了太长时间,其中主选片人已经工作了十三年,他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,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了。我个人认为,一个选片人不应该在一个电影节呆超过五年的时间。前几天我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聊天,他抱怨说现在不知道去哪里才能看到让人眼前一亮的电影。我对他说,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对地方,亚洲的好电影多的是,可今年“全景展映”单元只有一部中国内地的电影(周豪《夜》),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我参加柏林电影节25年了,很负责任地说,柏林正在失去自己的野性。

《21世纪》:现在欧洲观众对中国电影很感兴趣,但他们看完一部中国电影之后首先问的问题却是:你这部电影通过审查了吗?他们对政治性的好奇心似乎比对电影本身更大。你认为现在的外国观众真的了解中国电影吗?

艾德礼:不得不说,海外观众受到西方报纸的影响太深,以至于扭曲了他们对于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的认识。那些报道本身就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产物,而西方观众却始终认为他们是完全正确客观的,很多没有去过亚洲的人就会通过文字,把它想象成一个悲惨世界。另外,我们也不能忽视柏林电影节对政治的迷恋,这和欧洲自大的心态、西方没落的现状掺杂在一起,造成非常不好的结果。一些影评人对某些电影的解读也很可笑,我和他们说“有时,一支雪茄就是一支雪茄”(“Sometimes a cigar is just a cigar”注:英国俗谚,意为“所见即事实,没有过多可供阐释的寓意”)。不过,好在我的观察告诉我,中国电影正处在它的黄金发展时期,它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御外界对它的诟病,票房的兴旺,演员、电影工作者乃至整个市场都在不断地成熟。

关于中国电影:“乐观不是我一个人的”

《21世纪》:你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似乎非常乐观,你的这一判断是否被你的同行普遍接受?

艾德礼:这种乐观是行业内普遍共享的观点,我给《亚洲电影资讯》写稿那么多年,杂志的同仁大多也都同意我的看法,并且为中国电影,特别是内地电影每一年取得的发展而感到欢欣鼓舞。

《21世纪》:也许正是这样,越来越多的香港影人也会选择克服种种困难北上拍片。

艾德礼:其实大多数香港导演的内心是不想去内地拍片的,因为内地和香港电影的传统不甚相同,在拍片方式、文化、语言上都有体现。但是香港电影现在遇到了瓶颈,“北上”不啻是脱离困境的一个好选择,而内地方面,对新的技术又特别渴望,特别是动作片,怎么拍全景大场面,香港人很有一套。这种一供一求的局面,促成了很多两地的合作。

《21世纪》:在你看来香港电影近年来主要遇到了哪些瓶颈?

艾德礼:香港电影最大问题是它始终没有推陈出新,从演员明星这一方面就能看出问题。我最早接触亚洲电影是在70年代,那时香港电影出了好多红极一时的作品。到了80、90年代,也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新人的名字被捧出来,迅速上位,引领潮流。当时这批成名的人,到现在几乎还是电影圈的中流砥柱,比如梁家辉、任达华、刘德华。再后来有了陈奕迅、张家辉、郑伊健等等,但是惹眼程度和前一批不能同日而语。而现在,似乎我也没有后备军能够补上这个缺口。以前香港电影往往能出一些激动人心的作品,这样的盛况更不复存在。如今的港产电影只是在重复三十年前的自己,香港电影人也出现了集体怀旧的情绪。

《21世纪》:今年陈果的《那夜凌晨,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》代表香港电影登上柏林的大银幕,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拍合拍片。你怎么看他的这种态度?

艾德礼:陈果是一个很真诚的影人,他的这部片也的确带来了一种很新颖的空气。《那夜凌晨》表面是一个“笨蛋喜剧”,里面却很有内容,包括电影艺术层面的,也包括社会政治层面的。它像是陈果对香港电影的悼文,因为导演心里很清楚,港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如果把《那夜凌晨》和最近的《金鸡3》比较的话,就会发现前者尊重现实的态度,虽然电影用的是超现实杂糅手法,却恰当地反映了如今港人的心态与精神面貌。《金鸡3》里充满了乐观,不过我们心里都清楚,这种乐观是虚假的。反观内地的华语电影,十五年前缺失的明星机制正在逐步建立,也培养了一批固定的观众群,这一切都是非常良好的信号。

《21世纪》:最近《爸爸去哪儿大电影》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。这部综艺电影春节七天档票房超过4亿,一下子就打破了《私人定订制》等片的纪录。有人认为这不是一部电影,不应该放到电影院里,有人则持有相对宽容的态度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?

艾德礼:为什么不能在电影院里放《爸爸去哪儿》?我认为现在没有所谓的真正的电影,因为承载电影的媒介早就已经消失,被全盘数码化了。在我小的时候,只有用35mm胶片拍摄的才是电影。每次去电影院,都是一项重大活动。菲林采用植物染色技术,光透过胶片呈现在银幕上,简直就像魔术一样神奇。但我们不能否认,这已经成为了过去。如今的现状是,拍电影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回事,数码时代的来临让摄影不再是一项技术活,电影制作反而更倚重后期,今年柏林电影节上有95%的电影使用的都是数码拷贝放映。所以,如果光从技术的角度来看,电影院也不再是什么神圣的场所,一部在DVD机上播放的电影,和一部在电影院里播放的电影没有实质的差别,只不过后者的屏幕更大一些而已。年轻一代的观众从小就是看着数码电影长大的,他们其实也无所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,而我也不认为这是什么不好的现象,你永远不能抵抗技术进步给电影工业带来的影响。(编辑 李二民)